展出理由：
思想沸騰的年代，知識分子氣味濃厚的新雜誌《當代》創刊，影響臺...[顯示全部]
思想沸騰的年代，知識分子氣味濃厚的新雜誌《當代》創刊，影響臺灣知識青年們對西方思潮的認識。[顯示摘要]
版本說明：
《當代》編輯委員會；一度在美國哈佛燕京社的資助下，要求金恒煒...[顯示全部]
《當代》編輯委員會；一度在美國哈佛燕京社的資助下，要求金恒煒列名總編。[顯示摘要]
歷史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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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1986年，臺灣正處於黎明前夕的曖昧與躁動中。從上世紀80年...[顯示全部]
1986年，臺灣正處於黎明前夕的曖昧與躁動中。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社會上的各種抗議、衝突層層累積，威權體制的鎮壓能力和蔣經國的意志則逐漸弱化。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宣佈廢除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令。臺灣開啟了民主化的大門。那是一個思想沸騰的年代。《人間雜誌》用黑白的影像挖掘着島嶼的悲傷與苦難，《南方》雜誌深思着反抗的理論與實踐，復刊的《文星》仍然高舉着思想火炬。而1986年5月，一個知識分子氣味濃厚的新雜誌《當代》創刊了！往後十年，《當代》影響了臺灣知識青年們對西方思潮的認識。1990年代的思想性刊物如《島嶼邊緣》也已經退場。《當代》雖然經過中間一次停刊，卻一路挺到2008年，雖然性質和重心已大為改變。2010年夏天，《當代》重新復刊，但已經從一個思想性雜誌轉為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政論雜誌，並且在現在的臺灣政治光譜上，站到比較邊緣的位置。這個轉變，不只是《當代》這本雜誌的轉型，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徵著臺灣知識、政治版圖的巨大轉型。讓我們回到1986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先生，因為受到報社諸多政治限制，就想自己出來辦一份刊物。由於他過去在美國以及在人間副刊做主編時積累的人脈，得以邀請許多重量級的學者如余英時、杜維明、金耀基、李歐梵、張忠棟等數十位加入「編輯委員會」。事實上，《當代》並沒有總編輯這個職稱，只有「編輯委員會」，因為金恆煒認為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工作，而是知識分子的集體工作。當時有很多學者出錢出力，也有一群人如黃道琳、錢永祥、石守謙等一起策劃選題。但實際上確實是金恆煒自己一個人在家擔任具體的編輯工作。1980年代後期的臺灣，人們正在尋找反抗的思想資源，以對抗瀕臨崩解的舊威權秩序，所以從新馬到後現代、後殖民等思潮，都不斷震撼當時的知識界和文化界。《當代》創刊號的發刊詞題為：《是當代也是反當代》，這篇文章強調《當代》創刊號介紹法國哲學家福柯不是偶然的：「福柯認為我們的當代文化強調專業訓練，而專業訓練容易使我們現代人陷入專業的條條框框而自我異化，成為單向的技術人。所以專業訓練有兩面性，既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訓練，也是牢籠式的管教。」這段宣言清楚展現他們當時對知識作為一種批判武器，而非專業主義的信念。《當代》的創刊號封面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他們本來是想在創刊時做「60年代」和海外「保釣運動」專題，但在戒嚴時期這些議題比較敏感。而當時在臺灣思想界已經有不少人關注福柯，雖然尚未流行。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他們終於做了「60年代」專題，第四期封面則是德裡達。顯然，《當代》是承接起之前《文星》引進西方思潮的角色的。《當代》最初的構想是先介紹西方思想，把臺灣本土的思想水平提升。他們前十年是以介紹法國思潮為主，第二個十年則注重德國思想，但也逐漸把關懷重心放在臺灣，因為西方的思潮越來越容易取得，也有許多年輕學者回到臺灣傳遞新的知識。與此同時，臺灣的知識界，特別是在1980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知識界，在1990年代隨着統獨、省籍意識的激化而逐漸分裂。重要的知識分子團體「澄社」，或者批判性的知識刊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都因為這個問題出現分化。金恆煒本人也日益在媒體上發表被視為具有鮮明綠色色彩的言論，雖然他並不同意這個顔色標籤，而強調他堅持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權。2010年復刊的《當代》將以對臺灣的政治評論為主，而不再是對西方思潮的引進。這一方面是金恆煒個人關注重心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或許反映了這個社會不再對西方知識的引進感到饑渴。臺灣當然需要一份好的政治論述刊物，一份關於價值澄清、政策辯論的刊物。長久以來，主流政治力量早已出現「哲學的貧困」，而媒體的淺薄化也不容許有深刻思想的文章呈現。政治論述的長期貧乏，已經使得政治行動空洞化。新的《當代》真正作為一個好的政論雜誌，而不只是特定立場的宣揚。20年前，我們需要反抗的哲學，不論老左、新左還是後殖民理論。20年後，臺灣彼此抗衡的藍綠政治力量早已成形，卻也日益空洞化。我們當然期待政治場域中的辯論可以更堅實而深刻，但當主流政治早已僵固而腐朽在，二十年前《當代》倡導的「反抗的哲學」，還是這個時代的必要聲音。[顯示摘要]
撰稿人：張鐵志先生(金恆煒總編輯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