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出理由:
在清治和日治兩個不同時期的政權下,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政策的文...[顯示全部]
在清治和日治兩個不同時期的政權下,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政策的文獻史料之整合編纂。[顯示摘要]
版本說明:
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出版,平裝版...[顯示全部]
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出版,平裝版[顯示摘要]
歷史上的意義:
在清治和日治兩個不同時期的政權下,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政策的文...[顯示全部]
在清治和日治兩個不同時期的政權下,對臺灣原住民的治理政策的文獻史料之整合編纂。國民政府從像這樣的史料文獻的編纂中,可迅速了解和掌握臺灣原住民的狀況,對於統治政策的制定、執行等,極具參考價值。於現今,是研究臺灣原住民歷史的文獻史料。[顯示摘要]
內容介紹:
日治時期以前,對於原住民缺乏系統性的分類,像是荷蘭時期僅記錄...[顯示全部]
日治時期以前,對於原住民缺乏系統性的分類,像是荷蘭時期僅記錄了先住民的社名,並依其分布的地區,劃分成幾個區域群;而清代的黃叔璥在《番俗六考》中,將原住民分為北路諸羅番一至十、南路鳳山蕃、傀儡番、瑯礄十八社等十三個部落群。至於清政府,把已經納入版圖的臺灣住民分成兩大類,一是漢人(有人稱作流寓,係因漢人是從大陸遷移到台灣的移民),一是番(凡是非漢族系的原住民都叫做番);其中,番又分為兩種(或三種):熟番和生番,還有一種叫做化番,這其中的差別就在於原住民是否歸順朝廷以及漢化的程度。像是,凡歸附政府的稱為熟番(乾隆年間又稱為天朝赤子),而不歸順政府的叫做生番;至於後來歸順或漢化的生番,就叫做化番。
明治三O年(一八九七年),任職總督府民政局的伊能嘉矩將臺灣原住民分成八類:泰雅、阿美、布農、曹、賽夏、排灣、漂馬、平埔,打破了清治時期的撫番時所做生番、熟番的劃分。隔年,他擔任「蕃政研究」調查員,在一九O一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立後便被任命為幹事。一九O二年,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向總督提出了番地調查報告,之後,總督府便參酌了他對於番地政治的意見,在一九O三年訂定番地事務委員會規程及臨時番地事務調查組規程,並組織「番地事務委員會」及「臨時番地調查組」;經其調查檢討的審議結果,「番地行政」皆由警察機關統一,所有蕃人蕃地相關事務,全由警察本署管轄。自此,蕃政與警政合一,成了理蕃政策大轉變的一年。之後,舊慣會的調查人員發現漢人和原住民的差別很大,且至一九O九年有關漢人的調查也已接近完成,遂在一九O九年增設「立法部」時,也同時設置「蕃族科」,從一九一三年起,「蕃族科」共出版了二十七本調查報告、圖譜及研究報告。在此期間,第五任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一九O六年任職)將日本過去的封鎖圍堵政策改為高壓手段的理番政策。他認為,過去 軟硬兼施的手段都遭到原住民的反抗而失敗,遂訂定「五年理蕃計畫」,從一九一O年到一九一五年,以武力鎮壓的方式迫使原住民歸順臣服;而為了配合佐久間左馬太即將開始的計畫,於一九O九年便廢除警察本署,改設蕃務本署,直到計劃結束當年才裁撤,並將原住民再改由一般的警察單位管理。之後,日本結束以武力鎮壓的政策,轉而偏向同化治理。此計劃可以說是臺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之關鍵。
日本戰敗投降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其對於臺灣地區的研究有賴戰後成立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及各縣市政府的文獻委員會。各地方的文獻會基於修地方志和鄉土史的需要,會翻譯日治時期日本對臺灣研究的著述、撰文、調查報告等研究成果來作為修地方志的參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特地請溫吉編譯的這本《臺灣番政志》就是其中一本。而文獻會請溫吉編譯本書的理由,編纂組於〈後記〉說道:「對於本省土著族的記述,本會有臺灣省通志志稿《同冑志》之編纂與出版,那應該是屬於「民族誌」的。惟述及山地行政方面,尚無專書。」這本《臺灣番政志》一共有上下兩冊,分六章詳述,是「臺灣叢書譯文本」第四種。內文於清治時期部份,是以日本的人類學家、民俗學家伊能嘉矩早年的研究《臺灣蕃政志》(一九O四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和耗時十九年完成的《臺灣文化誌》(伊能嘉矩過逝後一九二八年出版)這兩本為主,並參閱清代各家記載編纂而成。於日治時期部份,是以日本人井出季和太撰寫的《臺灣治績志》、臺灣總督府員警本署編纂的《理蕃誌稿》、學者藤崎濟之助的《臺灣番族》、鈴木柳太郎的《臺灣番族研究》等研究著述編譯而成。文獻會認為,本書能作一般參考之用,也能補足文獻會原有的臺灣省通志稿之不足。此外,本書會沿用「臺灣番政志」這個名稱,文獻會特於〈後記〉文末解釋係因為舊書典籍大多這麼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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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方美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