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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民國36年）2月27日，因臺北市查緝私煙衝突，引發「二二八事件」。此一事件，因國民黨政府派軍隊鎮壓、屠殺人民，另方面軍警則捕殺臺籍菁英份子，不僅使當時不少仕紳與菁英喪生，也導致若干無辜民眾，遭受牢獄之災與財務損失，使民眾生活於恐怖之中，因而使臺灣人的祖國夢碎，也因此成為後來臺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社會因而付出極大的代價。隨著1970年代後半興起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自由化與本土化，臺灣知識份子渴望平反「二二八事件」的聲音逐漸出現。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以及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受理228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此外，更積極從事真相調查與實地訪察、回復受難者名譽等事宜，以撫慰受難者及家屬之心靈創痛，促進臺灣社會查明與瞭解真相，以落實平反，歸還臺灣社會公平與正義，帶來真正寬恕與永久和諧。1990年（民國79年）2月27日，立法院首次集體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默哀一分鐘，至此，平反「二二八事件」的運動，才進入較為明朗的階段。另方面，由行政院先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負責規劃研究報告、建碑與善後處理等工作，繼而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根據國內外有關資料，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並於1992年（民國81年）2月底公佈。高雄於「二二八事件」中，3月6日上午，高雄市長黃仲圖、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市府清查室主任凃光明、苓雅區長林界、臺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醫師范滄榕、曾豐明等人，前往壽山試圖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希望彭司令能約束其巡邏隊禁止繼續射殺高雄市民；談判破裂，除黃仲圖、彭清靠與李佛續三人被釋放外，其餘談判人士遭到槍決。3月6日下午，彭孟緝派遣軍隊下山，分別以吉普車架機槍以及持步槍士兵，兵分三路，分別奪取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沿路開槍掃射行人，民眾遭受重大傷亡，其中以高雄市政府辦公室死傷慘重，高雄火車站亦有不少傷亡。高雄成為最先遭到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所派軍隊鎮壓、屠殺，且傷亡最為慘重的地方。高雄市政府除於《續修高雄市志－社會志》中，增加〈二二八事件篇〉之外，另於1994年（民國83年）動支市府第二預備金，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高雄市二二八受難家屬口述歷史」計劃，以利針對受難家屬、親身參與者及知道此事者，進行口述訪談、錄音，經過整理後出版專輯，以為高雄「二二八事件」留下最完整的紀錄，其資料當然相當珍貴。[顯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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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又展開縝密的清鄉工作，擴大鎮...[顯示全部]

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又展開縝密的清鄉工作，擴大鎮壓屠殺、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其中不法軍警，甚至藉由清鄉之名，勒索敲詐財物、交付贖金贖命，或順手掠奪私人財物等諸多非法行為，對於受難者家屬，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國民黨政府長期以來，拒絕面對真相及承認錯誤，因此「二二八事件」造成民眾與政府之間，長期處於嚴重的緊張、對立，影響臺灣長達數十年。從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之後，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工作，一方面於中央行政院進行；另方面，高雄市政府於1994年（民國83年）動支市府第二預備金3百多萬元，委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高雄市二二八受難家屬口述歷史」計劃。上一代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對政治有種莫名的恐懼，對子女戒之再三，要遠離政治，另受難者家屬因極其害怕再受到第二次迫害，或怕遭到株連，大半噤若寒蟬，不敢面對，或不敢談論有關「二二八事件」之事，或大量銷毀其手邊的相關資料，因而造成研究工作的困難度。為保存「二二八事件」中的民間資料，必須儘快作口述訪談。訪談人士之中，有3位，於本書出版時，已來不及親眼看到其努力的作品。自1994年（民國83年）4月開始工作，至翌年（1985）2月出版，總共訪問受難者本人及其家屬等相關人士，達57位，殊屬難得與珍貴。[顯示摘要]

本書係由高雄巿政府委託本所執行的訪問計劃，其目的為發掘並保存...[顯示全部]

本書係由高雄巿政府委託本所執行的訪問計劃，其目的為發掘並保存「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全書共60萬字，193篇，共分成三冊：上冊，共61篇，分成序言、高雄要塞司令部（臺電高雄辦案主席李佛續為7位上壽山談判代表者中，當時唯一健在者，相當難得）、高雄巿政府、高雄火車站、高雄中學等五個單元；中冊，計80篇，包括高雄煉油廠、高雄監獄、警察、自宅死亡、死於路上、槍決、獄中死亡、失蹤等八個單元；下冊，共50篇，包含被捕、證人、受傷者、外地受難等四個單元。作者先取得高雄地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向高雄市政府申報的名單資料外，另取得1947年（民國36年）2月28日至5月15日期間的死亡名單資料。書中除訪談所得資料及相片外，並佐以當時的報紙《臺灣新生報》、《國聲報》、警備總部、大溪檔案（蔣介石１９２１年初至１９４９年間的公文、信函、手令、手稿、筆記等）、高等法院判決書等相對資料，希望能於官方資料與民間受訪者的說辭之間，做相互比較研究報告，更有助於瞭解事情的真相。[顯示摘要]

撰稿人：張守真教授